人类发展进入新时代，许多社会性问题需要众多社会企业参与解决。研究社会企业对于深刻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观察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企业有其亲社会的市场生命力，与市场经济也具有内在相容性。社会企业的实践可以更真切地透视人类发展的真谛。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在其事业发展及个人生涯的一定时期，往往会产生兴办社会企业的行为倾向和创新愿望。研究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取向，对于揭示社会企业密码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如果将营利性经济企业视为自利或兼利性企业，那么，社会企业就是一种复合机制企业。社会企业必须通过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应对各种复合性问题，国有企业与社会企业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研究议题，具有很大的互鉴性。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如何成为高效率的类社会企业？国有企业和社会企业都是负有社会使命，并以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支持社会使命的企业。社会企业的理论逻辑与机制机理，特别是其创新实践和规则形成，在根本上是基于市场条件下的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及其回报方式的关系和协同，社会企业行为以利他主义的社会交换机理为主导，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交换行为来支持。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性问题就是没能处理好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及回报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可以从对社会企业的系统深入研究中得到重要启示。社会企业可以启发更多企业走向亲社会的创新发展道路。

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同时，其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却持续快速上升，呈现独特的“内外差”现象。尽管中国制造业国际占比上升有较大“虚高”成分，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而言，“内外差”仍然折射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快去工业化”问题，在“大而不强”的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未强先降”的整体衰退风险。在“两业融合”过程中，制造业的引擎功能并不是“消失”，而是“下沉”，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双碳目标”、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十四五”时期，在有效产业政策导向下，以新基建、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核心产业为目标的制造业强化措施会对中国制造业比重有稳定作用，使其保持在27.8%左右（按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长期看，制造业增速将逐步趋缓并低于GDP增速，制造业比重将缓慢下降，2035年预计降至25%—26%左右。

本文结合新近发展的多元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创新性地将“去一法”拓展至非线性分析框架，并从回报率网络、波动率网络以及尾部风险网络的多重网络视角展开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单一传染网络相比，合成网络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有效识别重大风险事件，其网络密度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上升，而且在高风险时期，尾部风险子网络发挥着主导作用。本文还发现，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主要存在两类影响因素：一是制度因素能够对各市场金融风险的易感程度产生影响。经济自由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一国（地区）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相对较高；同时，与固定汇率相比，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市场更可能面临输入性金融风险的冲击。二是实体经济关联加剧了两两交互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关联。资本流动与跨境信贷均可能成为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渠道，金融风险可能通过市场间的实体经济关联在全球范围内交叉传染。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金融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对完善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处置机制提出了若干建议，这将有助于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鉴于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家庭消费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基于1997—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利用各行业关税税率差异以及加入WTO前各城市产业结构差异，构建了地区层面的初始关税水平指标，并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贸易自由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削减冲击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抑制了平均消费倾向，并抑制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预期效应检验、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关税削减冲击通过影响家庭收入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物价水平三个路径来影响家庭消费。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关税削减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据此提出了建立与关税削减冲击挂钩的津贴保障制度、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及引导非正规就业规范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外生的环境成本冲击，纳入产品质量内生决定的局部均衡模型，考察其对企业产品质量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受到成本冲击时，企业会根据其产品质量的高低进行差异化的质量决策：存在一个产品质量临界值，企业会提高高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量，而降低低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量；并且其对前者的质量促进效应随产品质量提高而逐渐降低，但对后者的质量抑制效应则不会随产品质量的降低而削减。然后，基于200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促使企业通过调整产品质量和价格“吸收”该成本冲击影响。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影响下进行差异化的产品质量调整，间接促进了企业内的产品转换和行业内的企业进入退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整体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引致跨界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边界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忽略了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模式与跨界污染的内在联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临河县政府、省级政府与污染企业的理论模型，将中国特色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引入传统跨界污染模型，刻画了下游临河省界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政策引致跨界污染效应的微观机制。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位于中国20条主要跨省河流沿岸的省界县，结合中国土地出让微观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等，验证了理论假说。研究发现，具备跨界污染条件的下游临河省界县聚集了数量相对更多的水污染密集企业。并且，这些地区的土地出让面积越大，水污染密集企业数量越多。平均而言，具备跨界污染条件的地方政府每增加1%的土地出让面积，使得辖区内水污染密集企业数量增加6.09%左右。这一跨界污染效应仅存在于省界，在一省内部，即便市界县具备跨界污染条件，也未利用土地出让工具产生跨界污染后果。本文的研究补充了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研究，不仅为全面理解“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后果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推动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和跨界污染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如何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更好地鼓励和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和潜能，是产业政策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合伙设立并购基金的视角，探究了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上市公司内外部多方资本的携手合作。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不仅能够提高外部资本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意向，即合伙设立并购基金的可能性更高，还能拓展外部资本的合作深度，即外部资本在并购基金中投资比例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资本合作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引导多方资本更多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合作，同时也能提高并购基金设立成功率，而并购基金的实际运行会促进公司的投资；当并购基金中有政府基金参与时，其合伙人多样性和未来实体投资概率会显著提升。这揭示出产业政策能够拉紧社会各方资本的合作纽带，而政府基金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积极性和投资效率的强劲引擎。本文丰富了产业政策对微观个体战略决策影响的研究，同时也从并购基金视角为如何改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参考。

根源于西方交错董事会制度的限制董事改选条款会对股东之间董事会控制权分配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第一大股东和其他大股东在限选条款设置中的角色，以及限选条款设置带来的公司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控制权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更大时，上市公司设置限选条款的可能性更大，说明限选条款成为第一大股东防御外部收购威胁、加强自身控制权的工具；而其他大股东却对由第一大股东主导设置的限选条款持反对态度，表现为当存在持股超过一定比例的其他大股东时，上市公司设置限选条款的可能性更小。从限选条款的公司治理效果看，限选条款能够有效保护第一大股东在股权层面和董事会层面的控制权，却加剧了股东之间董事会控制权分配不公，使得第一大股东成为董事会的主导。这为限选条款设置中的股东角色提供了解释。最终，限选条款使得第一大股东及其委派的董事“盘踞”在公司内部，引发董事超额薪酬和在职消费等代理问题，同时也不能改善公司绩效。拓展性研究发现，相较于限制换届改选，限制非换届改选的限选条款的防御意味更浓，防御效果更好，对第一大股东的“偏袒保护”也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资本市场和监管当局规范上市公司的限选条款设置行为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缩影，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实践的准自然实验，检验了税收征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这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举措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表现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减小了超额薪酬差距，进而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发挥治理效应的影响路径并不在于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而在于抑制高管薪酬尤其是高管超额薪酬；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和缓解代理问题，促使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更趋合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外部审计监督不力和高管薪酬操纵动机强烈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增强了企业合理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最终提升了企业业绩。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为探索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上为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制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已有的创新追赶文献缺少企业微观机理层面的研究。本文引入管理认知视角，通过中国风电行业两家后发企业创新追赶的对比研究，探究了在面对市场与技术双重机会窗口的情况下，后发企业如何选择不同的技术轨道进行创新追赶的问题，从中分析、提炼出影响企业选择不同创新追赶路径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新兴产业中已有技术与市场特殊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为后发企业提供了市场机会窗口，颠覆性技术轨道的涌现为后发企业提供了技术机会窗口。面对市场和技术双重机会窗口，研究型技术经验塑造的创造型认知模式会引导企业在颠覆性技术轨道开展架构创新，并且通过技术原理层面的探索性创新实现对颠覆性技术的全面掌控。相比而言，应用型技术经验塑造的适应型认知模式会引导企业在传统技术轨道开展架构创新，并且通过技术原理层面的利用性创新实现产品的迭代和升级。企业在颠覆性技术轨道上开展的创新追赶绩效优于传统技术轨道。本文的研究结论适用于存在市场与技术双重机会窗口、产业知识基础比较开放的行业情境，可为相关行业内的企业制定创新追赶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正>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暨推动产业数字化与绿色低碳发展研讨会,定于11月5日在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办,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现将征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推动产业数字化与绿色低碳发展二、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1.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2.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现代化3.数字技术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4.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正>《中国工业经济》(月刊),国内邮发代号:82—143;2022年每期定价45元,全年12期共540元。国外期刊代号:M862,每期定价45美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征订联系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分社(电话:010-59366555,59366565);网上订阅:www.ssap.com.cn。